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挑战美帝国主义主导地位的世界强国。如今，它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尤其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若不考虑中国的发展，就不可能分析世界事件，也不可能把握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美帝国主义已经历了数十年的长期衰落。这种衰落是相对的：它仍是最大、最强的帝国主义强国，经济增长也好于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历史趋势十分清楚，而且今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尽管过程颇为漫长。
然而，美帝国主义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不可挑战的强权。它在最近战争中遭伊朗政权羞辱，鲜明暴露了自身局限。从全球角度看，欧洲资本主义的退却甚至更为急剧、迅速。随着欧盟内部紧张和分裂加深，更加黯淡的未来正摆在它面前。
西方帝国主义强国的衰落，与中国前所未有的崛起相互映照。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全球霸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主要冲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同时还存在其他重大矛盾。一个全球和地区强国之间、以及各阶级之间冲突和战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由美帝国主义支配的单极世界时代，已如昔日积雪般消融；美帝国主义也如冰川般不断退却。但中国究竟如何、又为何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从经济、政治和国家性质上说，中国到底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评论界、学术界和社会主义左翼中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资本主义国家吗？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是重要问题，促使我们理解已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个新兴世界强国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可能如何发展。正处于漫长的垂死挣扎中的社会制度，却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则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将其推翻。其垂死过程之所以漫长，主要是由于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其中，工人阶级领导在思想、政治、组织和政党方面的弱点至关重要。
过去四十年间，中国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一个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成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同时部分省份仍保留农村落后状态。如今，中国正在挑战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仅仅四十年间，就有八亿人摆脱贫困。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约18%跃升至2024年的约67%。1978至2022年，中国年均复合经济增长率达到8.1%，人口约十二亿。这是任何帝国主义强国都未曾复制过的。
日本在1952至91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1%，人口为一亿零五百万。日本的发展主要是二战后美帝国主义干预的结果，旨在稳定该地区的局势，加强美国及资本主义的地位。这是个特殊局面。美帝国主义在其起飞时期（1865—1914年），人口约六千三百万，年均经济增长率却仅为1.3%。
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拥有什么西方强国所不具备的条件？要理解这一过程，绝不能把中国发展的各阶段视为彼此割裂、固定不变的类别，而必须把它们看作1949年革命以来不断展开、彼此联系的过程。那场革命推翻了地主制和资本主义。无异于一切过程，它尚未完成，仍在发展，其中发生着尖锐的量变和质变。
过去四十年的变化源自1949年革命，这是理解中国此后进程的关键。还必须考虑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在政治上经历了多次曲折，并非每次都简单服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指令。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21至27年担任首任总书记。他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成为中国左翼反对派的重要领导。毛泽东后来也在某些政策上同斯大林决裂，于1949年依靠农民军队完成革命。这同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做法有一定可比性，尽管两者之间也存在重大差异。
一种独特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大约二十年前，CWI曾就中国的阶级性质展开辩论、讨论。分歧主要在于当时瑞典支部的领导及部分其他同志与国际书记处之间。前者以僵硬、机械的分析断言：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纯粹而简单，事情到此为止。国际书记处则认为，这种说法不充分、过于僵硬、缺乏细致分析，没有考虑局势的复杂性。国际书记处主张，中国正处于过渡进程中，当时资本主义复辟尚未彻底完成；而且，只要中共仍掌握国家政权，这一过程就可能经历许多曲折，包括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争论不断循环，得不出个结论。鉴于当时我们正在中国开展工作，为了打破重复争论，双方同意采用一个折衷说法：中国存在“一种独特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unique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
这个公式当时起了一定作用，虽仍不充分。它没有完全说明正在演变的过程，尤其只涉及经济这一项因素。经济当然至关重要，却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所用的公式没有充分说明国家机器、中共以及波拿巴主义统治下威权国家的性质。而要完整界定中国国家政权不断变化的阶级性质和现存经济关系，这同样是个关键因素。
何谓“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形成的制度，与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国有资本主义企业有着根本区别。即使那些企业也包含一定的国家计划成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它会走向托拉斯（trust）和国家所有制。然而，这类发展仍使无产阶级处于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雇佣劳动者地位；不过，它也预示着日益迫近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家资本主义”一词似乎最早由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96年使用，用来区分资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将铁路、公用事业等国有化，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国有化。
要解释中国现象，必须把握现存国家复杂而矛盾的性质。我们不能只限于经济和阶级关系，尽管两者极其重要，却并非局势的整体。完整的分析必须回到1949年中国革命及其后续发展，才能理解当前中国国家的性质及其演变。
1949年中国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在CWI看来，1949年中国革命是继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国际上第二重大之革命发展。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因此被推翻，中国发生了根本转变。数以百万计的人投入革命斗争，克服巨大障碍，所取得的成就规模惊人。然而，这场革命以农民军队为基础。1927年革命被镇压后，人民进行了长达二十二年的艰苦战争，其中包括1934—35年远达六千英里的长征，由此巩固起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最终胜利的革命以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到工人阶级同情和支持；但同1917年十月革命不同，它并非由无产阶级领导。
这一关键区别意味着新国家具有不同性质。它没有建立一个以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工人民主为基础的工人国家，而是产生了一个斯大林主义形式的官僚、威权和波拿巴主义政权。尽管如此，地主制和资本主义还是被推翻了，中央计划经济为中国转型奠定了基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更加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比重下降，许多人口获得了改变生活的益处。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至1953—57年间的57岁左右；城市化率也在同时期左右由10%提高到约20%。
但是，国家政权的官僚性质以及民主的工人管理和监督的缺失，造成经济政策反复摇摆、腐败，并在不同阶段导致停滞。1956年发动的“百花齐放”运动，既是官僚集团内部斗争的一部分，也是在匈牙利发生起义、波兰出现运动之际，试图通过允许一定程度的公开批评和辩论，以充当成“安全阀”。
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是一项乌托邦式的急速工业化政策，最终酿成灾难。到了1961年，平均预期寿命降回到40至44岁。
随后的停滞和危机，是引发官僚集团内部斗争并释放“文化大革命”（1966—76年）恐怖的因素之一。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当时已开始倾向资本主义复辟。这场巨大的社会动荡包含相互混杂、彼此矛盾的各种力量，并呈现不同形式。1967年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一种：工人和学生的群众运动曾短暂接管市政管理。然而，整个“文化大革命”造成恐怖的社会震荡，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艺术家、音乐家和其他人死亡；青年和学生尤其被卷入已失控的狂热。
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仍以极端扭曲的形式验证了不断革命论的某些方面。中共并未像中共“四个阶级联盟”理论所正式宣称的那样，经历并完成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据不断革命论，在今天受帝国主义支配的所谓“新殖民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将同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阶级会在革命过程中被推到必须取得领导地位的位置，领导推翻地主制和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完成这项任务，又同工人阶级自觉争取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相联系。
推翻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引入中央计划经济，使中国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关键阶段。但这一过程不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工人民主并以发展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景来完成的。
它是在一个依靠农民军队夺权的专制、官僚和波拿巴主义政权主持下进行的。然而，若无1949年革命及其后对地主制和资本主义的推翻，随后的发展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并未建立，但生产力和社会确实得到发展。工人阶级中的广大部分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其他阶层，尤其农村人口，所得较少，并遭受了严重苦难。
“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政权的官僚性质不可避免地带来管理不当、腐败、浪费和低效，并导致停滞和矛盾。随着“文化大革命”危机形成的僵局，官僚集团中的一个派别控制了党和国家，并采取主动来捍卫自身地位、打破经济困境。1978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已任中共领导人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清洗的他）推行“改革开放”。这一政策逐步实施，先从农业和终结集体耕作开始，随后建立经济特区，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并采取其他市场“改革”措施。保障终身就业、固定工资和福利的铁饭碗则被砸破。
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转向。但中国官僚集团没有采用后来在前苏联和东中欧推行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休克疗法”。他们避免了可能威胁自身存在和统治的剧烈动荡，选择以更审慎、逐步的方式引入市场改革。经济特区始于1980年，最初设于四个地区：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
几十年前，南斯拉夫政权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引入时曾出现某些相似之处。该政权1955年成为资本主义俱乐部即经合组织（OECD）的观察员，1961年起全面参与其中。然而，19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爆发的民族冲突，最终导致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崩溃、解体。迄今为止，中国完全不同的局势使其政权避免了这命运。
废除铁饭碗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削弱工人权利来吸引外国投资。邓小平的转向无疑是一次关键变化，为外国投资打开了道路。西方帝国主义把这看作获取廉价劳动力的机会。外国资本、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以及国家发挥的关键作用，共同把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制造业中心。过去三十年里，大约两千万家私营企业涌现，其中既有小企业也有大型企业。私营部门目前占全国总产出的六成以上。中国政权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和解”，最终使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不过，邓小平和中国政权并未完全抛弃计划经济的某些方面。国家仍保有干预、指导和管理新兴资本主义部门的能力。这些措施被包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曾打趣道：“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维持党及其精英和波拿巴主义官僚国家的统治。党和国家牢牢掌握对经济的控制和指导。银行仍归国家所有；双轨价格制和其他机制被用于控制和引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市场力量。
然而，这也为一个新的、日益强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这个阶级的利益可能以各种形式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包括夺取对党本身的控制，或使党陷入动荡和分裂。新资产阶级同党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在2002年和2004年分别修改党章和国家宪法时有所反映。江泽民于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政策，其中首次允许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入党。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新资本家人数增加；这一趋势后来在习近平治下被逆转。
谁控制住谁？
由此出现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是谁控制谁？国家和党内精英能否控制这个新资产阶级，还是后者或其中某些部分最终将控制、甚至接管党和国家，以捍卫自身利益？同所有历史过程一样，结果并非预先注定。
市场以独特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爆炸式发展，为大规模腐败和不平激增打开了大门，威胁党的凝聚力、信誉以及国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起义，反映了这些正在形成的矛盾。运动以学生为主，也包括其他社会阶层，其诉求集中于民主、结束腐败等；但总体上并不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运动在寻找一项反官僚的民主替代方案时，显现出政治革命的轮廓，而在当时并未要求资本主义复辟。CWI在介入这些事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运动最终不幸遭到血腥镇压。
中国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波拿巴主义性质，是正确分析过去和当前进程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分析，国家归根到底是统治阶级的执委；国家最后可以归结为“武装的人群”（”armed bodies of men”），其作用是捍卫统治阶级利益。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得出结论：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可以取得自身利益，凌驾并平衡于各阶级之上，以仲裁者身份统治；在此过程中，它会形成需要维护的自身权力、威望、特权和地位。
有意思的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国封建时期的清朝（1636/44—1912年）在某些阶段也发展出这种特征。它拥有高度专业、有效率的官僚机构和国家机器，取得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对商人阶级加以约束和管理，是国家管理、控制商人，而不是相反。更早的宋朝（960—1279年）的国家机器也有类似特征。习近平今天在说明国家作用时，也借用了这一点，视它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国家庞大的波拿巴主义性质是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中共目前估计有一亿党员，并有510万个基层组织，深入城市社区、农村、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工作场所和企业。党员中约32%为工人或农民（其中工人和技术工人约660万）。除此之外，还有人民解放军中约两百万的现役人员。
这并不是说这一社会力量完全同质，其中存在众多倾向和派别。然而，要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独特、史无前例的进程，这个巨型波拿巴主义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
2007—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也影响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防止全球金融市场崩溃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2008年11月，中国政权推出5860亿美元【4兆人民币】刺激计划，对基础设施和建筑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国有银行贷款也急剧增加。这为世界经济提供了一条重要生命线。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同样推出刺激措施，但中国通过推动自身经济增长，尤其救助了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直至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6.9%，年中达到10%。世界银行也承认，中国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危机发展成资本主义全球灾难的关键因素。国内方面，这种独特国家形式所能实行的决定性国家干预，也使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陷入衰退。
但这也使国家和党重新加强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约束与控制。这个阶级本身又分成中国所谓的“民营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后者即同党和国家相联系的资本家。2007—8年危机的后果似乎还加强了后来随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而胜出的党内派别。
CWI过去把中国称为“一种独特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也强调这个过程尚未完成，可能朝两个方向演变。近年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其过程仍未结束。
回到列宁与1921年
此前对中国“一种独特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界定，主要关乎经济关系，没有说明国家和党的问题。为此，值得重新考察列宁领导下的革命后俄国1921年于俄共（布）十大通过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征粮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允许私人贸易和企业以盈利方式经营，也允许暂时向资本家——包括外国投资者——作出让步。这是一场暂时退却，目的是争取时间，减轻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造成的饥荒、贫困及经济崩溃，使工人阶级得以摆脱极端恶劣的处境。它同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有所不同。
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引发巨大争论，部分人表示反对。列宁明确区分了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工人国家所引入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讨论了资产阶级增强后可能威胁工人国家生存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这种威胁出现，工人国家可以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必要时可以扼杀资本主义企业。
从本质上说，中国政权特别是在习近平领导下，声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以受控并由国家指导的方式引入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阶段，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政权在不同规模和强度上借用了新经济政策。
然而，两者存在一个决定性区别：中国国家同1921年的苏维埃国家根本不同。后者是一个工人民主政权，虽然受内战后条件影响存在某些官僚扭曲和弱点；而且当时仍有一个以争取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景的布尔什维克党。
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从来不是工人民主制。一个依靠农民军队、而非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推翻地主制和资本主义的官僚威权政权，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共早已不再是其在1920年代曾努力成为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它自上而下运作，没有真正辩论，决议一致通过，根本缺乏列宁主义的工人民主和国际革命方针。
今天的中国是一种没有明确历史先例的独特局面。习近平政权源自、继承并依靠1949年夺取政权的国家。习近平本人受过良好教育，在中国被称为“红二代”。他的父亲曾在长征中担任毛泽东的部下（后来一度被清洗，又获平反）。
习近平与意识形态
习近平目前领导的政权，确实在经济和政治利益驱动下务实行事；但它也包含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共历史及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中共党员并非简单获准入党，而必须参加意识形态课程，花费多年甚至数十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学习透过粗糙、斯大林主义式的扭曲解释进行，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完全不同。然而，这确实是中共的分析方法，并在现阶段塑造其语言、逻辑和世界观。习近平领导下，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强，他的著作充满这种方法。该政权拥有一套世界观和对中国全球角色的长期愿景，“习近平思想”如今当然也被纳入课程。
这种思想还同非常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相融合。政权强调，中国的发展终于使它摆脱西方、以及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干涉所造成的“百年屈辱”；再加入一定的“儒家”思想，整套论述便被包装为政权遵循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习近平通过巩固自己对党的权威，把权力集中到自毛泽东以来任何领导人都未达到的程度，进一步加强了现政权的波拿巴主义性质。毛泽东以后，领导层一度具有更多集体领导成分。
习近平及其党内派别对“意识形态”的重视，在他2013年1月向中共中央所作关于苏联为何解体的讲话中有所强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这鲜明展示了习近平对苏共和苏联崩溃时状态所持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观点，也必然忽略了反映其自身政权性质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本身不能阻止苏联解体，例如它也没有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崩溃。除非工人阶级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官僚集团，否则苏联不可能走出经济僵局和崩溃；官僚集团不可能推翻自己并建立工人民主。因此，在缺乏可行替代方案时，它解体了，核心部分蜕变成匪帮资本主义，原有党和国家也随之终结。
中国政权部分通过1978年选择的道路，避免了经济停滞和崩溃。经济仍在前进和发展，使其意识形态得以延续。尽管近年经济减速，发展仍在继续。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权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显然不是。迄今为止，它采取的是维持威权、官僚和波拿巴主义政权所需的措施，并把这看作发展中国、加强全球地位的一条道路。它的用语是否不过修辞？部分而言，无疑是的；但又不全是。若纯属修辞，问题是为何使用？政权在现阶段宣扬的意识形态成分，塑造了这一独特国家形式的世界观和行动，并成为维持对党、进而对国家和社会控制的必要手段。
腐败是这种波拿巴主义政权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则资产阶级的涌现使问题进一步加重。只有民主的工人监督和管理制度才能消除腐败。然而，过度腐败会从社会和经济上削弱政权。目前，中国尚未达到前苏联最后阶段那种腐朽程度；当时官僚集团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桎梏。中国政权仍在发展生产力，但同真正实行民主监督、管理和计划的工人民主政权所能达到的水平相比，它构成相对桎梏。
习近平把反腐败作为其衣钵的基石之一。政权由于自身性质必然腐败，但习近平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对其进行了打击。这既是党和国家反压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也有助于习近平和党维持一定社会基础和支持。
2012至21年，四百万党员因腐败接受调查，其中包括有权势的资本家；370万人被判定有罪。被判有罪者中，87%在1992年前入党，仅少数在习近平成为党领导后入党。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资本家人数也有所减少，同习近平两位前任的政策形成直接对照。党内清洗集中于较高级或中层职位，并受到基层党员和部分普通民众欢迎。
近期清洗解放军高层指挥官的具体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它可能涉及腐败。2016年，解放军被禁止从事商业投资，并被命令退出企业利益；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军队同资本家阶级过度纠缠，使其完全服从党。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不同条件下所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近期解放军人事变动也很可能同习近平宣称要以入侵或其他方式实现台湾与中国“统一”的目标有关。
它走路像鸭子、叫声也像鸭子——但它到底是什么？
局势的本质是：尽管资产阶级已经出现，旧国家仍然存在。它对经济拥有直接影响和指导，并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前苏联发生转折的一个关键点，是工作场所中的苏共支部被解散；中国并未发生这种情况。中共组织仍继续运作，传达总体指令和指导。中共有意识地让干部在不同领域和省份接受检验，以衡量其能力；不同政策也在不同省份试行。2007年至2012年间一个突出例子，是重庆和广东的不同路线：重庆在薄熙来领导下，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实行更多国家干预；广东在汪洋领导下则推行更完整的自由市场政策。两地国内生产总值都取得约15%的显著增长。讽刺的是，薄熙来后来因腐败被清洗，但他的方案反而更接近习近平后来于全国推行的政策。
由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国家的阶级性质看，中国目前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从经济上说，它存在一种独特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强大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严密指导。这个国家机器的起源，是1949年革命后建立的官僚、威权的畸形工人国家。尽管经历调整和重大变化，旧国家的本质大体仍然存在。它既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是畸形工人国家，而是两者若干因素的混合体。这样的社会界定在自然界中并不陌生。CWI过去辩论时，一些同志曾准确提到进化史上的罕见动物鸭嘴兽。它现在被归为哺乳动物，却没有胃和牙齿，会产卵，同时具有河狸、鲨鱼、鸭子和爬行类的特征，是进化中的畸变。那些肤浅地断言中国纯粹就是资本主义的人，遵循的是一种非辩证的格言：“若它走路像鸭子，叫声像鸭子，那它就是鸭子。”但它偏偏不是！
不过，混合状态不可能无限延续，尽管事实表明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像所有仍在进行的过程一样，中国的进程尚未完成。倘若资产阶级或其中强大部分同党和国家全面对抗，习近平掌权以来的转向或许逆转；党和国家也可能在某一阶段发生分裂。然而，向完全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还会抛出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何种形式。鉴于当前独特局势以及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不大可能简单复制西方帝国主义模式。
明确的是，中国自革命以来、尤其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只有依靠革命以及革命所产生的特殊、例外国家性质才成为可能。机械、肤浅地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然后宣布收场，只会回避一个问题：为何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没有、也无法复制这种发展？只要对这些国家稍作考察，就能排除这一可能。还是说，把中国视为纯粹资本主义的人认为其他国家也有这种前景？
谁将模仿谁？
中国开放以后转变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技术进口和外国投资曾使中国在一个时期里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取得的成果。现在，中国已越过这一阶段，开始自行发展关键部门，其中不少领域经已领先西方。中国在绿色制造和清洁技术生产方面带头，生产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机器人、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投资和量子计算也都朝这一方向发展。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汽车绝非偶然：美国汽车业担心中国车型、尤其电动车的优势会使其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磁悬浮列车利用磁力把整列火车托离轨道，再由磁性线圈推动前进；最近一次测试中，一列高速列车在五秒内由零加速到每小时八百公里，刷新自身纪录。如果没有当前独特的国家政权，这类发展不可能发生。如今问题是：究竟谁将模仿谁？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大规模投资向全球扩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中国无疑带有帝国主义因素，但同其国内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样，它的帝国主义并非经典帝国主义，而是国内混合形式于国外的延伸。国家可以按需废除旧规则、制定新规则，影响企业何时、以何种方式、在何些领域进行海外投资；它可以发放或拒绝特定批准和许可证，也可以利用金融体系为国家目标服务。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原因，中国政权现已提出，有可能选择性、有条件地取消某些新殖民主义国家的外债。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充满问题和潜在危机，所取得的发展也有其限度。尽管国内市场庞大，但由于工资相对较低等因素造成内需薄弱，加上生产过剩，政权被迫寻求出口来缓解问题。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长期处于危机水平，达到15.6%（英国为16.2%，整个欧盟为15.2%）。
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又加剧了这一局面。自2022年以来，中国每年有一千万大学毕业生。人工智能倾向于取代入门级职位，生产中采用机器人也使问题更加严重（西方同样存在这一因素）。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能引发爆炸性危机。估计有五至九千万套住房空置（尽管并非遍布全国，而是集中在某些地区，包括原计划开发的区域）。
中国如今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发生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可能性内在于当前局势。马克思解释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形成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掘墓人。中国劳动人口目前约七亿，产业工人约2.6亿。剥削和劳动条件十分残酷，996工作制强迫工人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每周六天。罢工、抗议和其他行动不断爆发，预示着未来的震荡。那些发号施令者——往往工资较高——同执行和配送者之间存在分裂，而且往往是阶级分裂。
工人在斗争高涨时会如何组织，是中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关注的众多开放问题之一。工人斗争是否会部分通过受中共控制的官方工会表达？抑或形成新的独立工会或其他斗争组织？又或者两者会结合发展？这些问题仍不确定。
围绕腐败和其他问题，各地也曾爆发抗议和小型起义。其他社会问题同样浮现。人口老龄化促使政权重新强调“家庭”价值，鼓励婚姻和生育，并攻击所谓“娘炮”等。这令人想起斯大林所塑造的“理想完美”工人形象，也激起部分中国青年的反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权通过发展经济，已经创造出在某一阶段有潜力推翻它的力量和阶级。经济增长加强了政权，但反对运动并非只会在危机时期发展。1968年的法国表明，反对威权政权的群众运动和革命可以在经济增长期爆发。这一进程将怎样展开，工人阶级和其他参与者会形成怎样的政治意识和观点，目前仍不确定，只有事件本身的发展才能作出回答。
需要怎样的替代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主要由学生组成的青年开始重新转向“毛主义”，以反对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特征；另一些人开始阅读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的托洛茨基著作。两者都曾遭受政权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当工人投入斗争时，他们的愤怒可能以反对“资本家”的形式表达。党、或者更可能是党内某些派别，可能试图以典型的波拿巴主义方式在参与斗争的各阶级之间维持平衡。
随着中国革命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关注所需要的诉求和纲领。现阶段，国家的混合特征意味着，所需纲领既包含推翻资本主义的方面，也包含过去苏联、东欧和中国这些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中政治革命纲领的某些方面。
这些诉求应包括：一切公职人员经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组织权；自由工会和自由媒体；在国有部门实行民主的工人监督和管理；把私有化部门重新国有化；把关键私营企业国有化，作为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允许组建捍卫计划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的权利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民主诉求在反对现政权的斗争中至关重要，尤其能够对抗那些可能伪善利用民主诉求和权利反对政权的资本家派别。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着中国事件发展而开放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注定将处身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中心。洞悉当前中国国家的特殊性质，是为未来风暴般的事件做足准备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介入斗争，却不能预先设定革命过程究竟将如何展开。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则粗糙、僵硬的界定根本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