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进行了交流。这些同志正在探讨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以下问答交流反映了他们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独立工人阶级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今关键问题（例如乌克兰战争）上的立场以及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的浓厚兴趣。我们相信，这些交流对于希望了解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在国际上发展的读者来说将很有价值。
编号的问题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志，后面是工人国际委员会的答复。
译者按：下文第1至第12问答引自原中文来源。除将原文出于安全需要而使用的暗喻和替换恢复为明确表述，并以【】标示外，其余文字均照录；第13问及其后的内容仍沿用本站译文。
1. 关于传承和主要差异
外界普遍将贵组织的名称与传统，视为格兰特派遗产的延续，您能否简要概述贵组织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革命共产国际（IMT/RCI）、国际社会主义替代（ISA）以及后来分裂出的国际社会主义者（IS）之间，在理论、政治路线及组织实践上的主要分歧？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托洛茨基于1938年创建的“第四国际”。在英国，我们的根基源于“工人国际联盟”（WIL）和革命共产党（RCP），后来几乎所有主要的革命团体都衍生自这些组织，1964年，《战斗报》（Militant）创刊，成为我们组织的刊物。
当时，我们正致力于在资产阶级工人党——英国工党内部进行“打入”工作。我们之所以称其为“资产阶级工人党”，是因为它虽然由亲资产阶级的官僚领导，却拥有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1974年，我们正式成立了独立的国际组织——CWI。
尽管我们与第四国际领导层存在政治分歧，但在1944至1951年、1957至1966年这两个时期，我们仍是其正式成员，1966年我们被“降级”后得出结论：第四国际已经背离了初衷，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拥有稳固托派基础的国际组织。（我们的新文件《CWI的纲领基础与重建革命社会主义国际的历史斗争》对此有详尽论述）
（泰德·格兰特，Ted Grant，1913－2006，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生于南非，1934年移居了英国，投身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工作，终身不渝）
如您所言，泰德·格兰特在英国乃至国际托派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二战后的特殊时期，他当时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需要重新评估二战后的世界局势，分析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和繁荣期（直至1974年结束）的革命者制定了相应的任务。
然而，随着前苏联解体及苏东地区资本主义复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启了。
格兰特却未能直面这一现实，他固守着一套适用于战后繁荣期、却与苏东剧变后的现实脱节的僵化分析。格兰特及其支持者最初甚至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与此同时，像英国工党这类昔日的资产阶级工人党在阶级成分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它们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并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活跃的工人阶级基础，CWI的绝大多数成员意识到了这些决定性的变化，但少数派（即后来的IMT）却拒绝承认，教条地沉溺于过去。
他们为了辩解自己为何留在工党内部，甚至不惜歪曲我们的历史（例如扭曲我们过去采取“公开工作”的意愿）。
事实上，随着工党性质的改变，大批《战斗报》的支持者正被驱逐出党。最终，我们决定走出工党，建立独立的公开革命党。这导致了1991至1992年间组织的大分裂，并促成了后来IMT/RCI的成立。
IMT在长期拒绝承认工党变化、死守僵化结构之后，最终还是被迫“追赶现实”，他们近期突然转向“极左”，更名为“革命共产国际”，却对其政策为何发生如此剧烈的急转弯毫无解释。
在实践中，他们未能掌握过渡纲领的方法，始终在极左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摇摆。
由于1991至1992年的辩论涉及全球范围，我们在其他国家的支部也普遍停止了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活动，科尔宾意外当选工党党魁只是一个特殊的临时现象，当时我们在不丧失独立立场的前提下，灵活地应对了那一局势。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复杂的国际局势下，面对苏东剧变后统治阶级发动的猛烈意识形态攻势，革命社会主义者必须开展思想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理念和工人阶级的地位。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工人组织和群众中为社会主义理想和阶级斗争而战，都是我们的核心任务。
由于对客观局势感到沮丧，加上工人运动迟迟未能爆发，部分CWI成员屈从于当时的投机压力，开始背离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软化”了政治立场，试图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他们在干预重要的女性运动和性别运动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屈服于“身份政治”的压力——而身份政治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用来瓦解工人团结的手段。
这最终导致了2019年的分裂和ISA的成立，这个群体缺乏原则性的政治凝聚力，成立后迅速分崩离析为无数小团体，自那时起，CWI始终致力于加强和重建我们的力量，这本身也是重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纲领和方法的必要环节。
2. 关于您对2018年佳士事件（中国）的评估
编者按：佳士事件指的是2018年7月27日至8月24日发生在中国深圳的一起重大劳资纠纷和政治镇压事件。它成为近年来最重大的劳工权益冲突之一。
据我们所知，在ISA分裂之前，与CWI相关的【中国】成员曾密切关注【2018年的佳士事件】及其工人运动，一些活动人士认为，该事件因采取了极左路线并在关键时刻犯下严重错误而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随后【中国】左翼的分裂。贵组织当时是如何评估这一事件的？此后是否进行过反思或调整？如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前CWI小组并未就其在当地开展的工作与我们进行全面、公开的交流，仅提供过一些非常简略的汇报，这种情况部分源于他们面临的安全威胁，然而，对于该事件的具体经过以及他们的干预方式，该小组从未向我们正式通报或提交报告，因此，现阶段我们无法对这一事件作出评判或置评，不过我们认为，该小组的运作模式往往过于僵化，且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色彩，因此他们极有可能在行动中犯下了一些错误。
3. 关于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重建工作
目前，【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许多前支部或联系人似乎已倒向RCI或ISA/IS，贵组织是否有计划在这些地区重建工作，并探索与其他革命左翼流派进行原则性的合作？如果有，你们的优先事项和基本方法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争取更多支持CWI的力量，对于那些严肃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及个人，我们始终愿意与其接触，探讨达成原则性政治一致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促成他们与CWI的联合。
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问题上都要百分之百步调一致，而是在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行动纲领以及核心任务上拥有原则性的共识。
即便暂时无法达成这种共识，我们也支持与各类严肃的革命组织，特别是那些以工人阶级为工作导向的组织，开展联合协作、共同实践并进行阶级团结。
在上述地区，革命者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风险与压迫，因此，我们绝不提倡冒险主义。在监控无孔不入的时代，建立革命力量需要高度清晰、纪律严明的政治路线，以及稳健的安全实践。我们目标与该地区愿意合作的伙伴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并深化这一斗争路径。
4. 关于宗派主义、历史包袱和构建新的国际
与前述分裂后的两大流派相比，贵组织有时被认为宗派色彩较淡，历史包袱也相对较轻。您如何看待当代不同的托派传统及其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此外，在不再使用第四国际（FI）这一标签后，CWI对于建设一个新的革命国际有何构想？
关于其他主要的托派传统或流派，我们之间确实存在重大分歧，即便如此，我们仍持开放态度，愿与任何严肃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交流思想与经验，在必要时，我们也曾与他们开展过实际协作，例如共同参与抗议运动或反压迫斗争。
苏联解体后，我们曾进一步尝试探讨达成原则性一致的可能性，试图在针对新局势的理论分析、政治纲领、斗争任务和行动方法上形成共识，为此，我们曾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国际工人联盟（LIT，同样具有托派背景）以及其他组织进行过磋商，探讨过建立托派及革命组织联邦或联盟的构想，但在当时，这些尝试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目前的 USFI 在各国拥有众多支部或政党，但它已经丧失了建设革命社会主义国际党的愿景，如今，它只是一个内部充满分歧的松散联邦，他们的特点是往往带有机会主义色彩，倾向于顺应局势，在介入群众运动时缺乏明确且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此外，他们也缺乏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长期战略关注。
（纳韦尔·莫雷诺，1924-1987，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领袖之一）
另一类倾向起源于莫雷诺派（Moreno current），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这一派别确实成功建立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组织，特别是在阿根廷和巴西，并在工人阶级中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然而在政治上，他们的特点是带有宗派主义和极左色彩，未能妥善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这种方法本应将工人阶级及斗争群众的日常诉求，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理念和纲领有机结合起来。
对于上述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团体，我们愿意参与讨论并交换经验，观察是否可能达成原则性的政治协议，即便最终无法达成一致，此类讨论也有助于理清问题，大有裨益，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如部分共产党或毛派组织，他们正在经历辩论和讨论的过程，只要可能，我们也乐于参与其中。
关于重建革命社会主义国际，CWI一直致力于打造这样一支力量，并将其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的关键，我们的名称——工人国际委员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用的，这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完成这一核心任务的思路，我们并不像某些国际组织那样自诩为“国际（革命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相反，我们正处于建设这一国际的斗争进程中。
一个庞大或群众性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其发展绝非单纯依靠招募成员、或是靠现有政党和团体不断扩张就能实现的线性过程，虽然这些工作至关重要，但其他因素也必不可少，一个强大乃至群众性的国际，必将在革命进程和阶级斗争的浪潮中产生。
在此过程中，可能涌现出全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并逐步接受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纲领，同时，该进程也可能涉及与现有的某些托派流派达成政治一致，进而实现融合,这一进程的具体走向并非预先设定的，我们认为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作出贡献，但一个群众性的国际绝不可能仅凭CWI一家之力就能建成。
5. 关于组织历史
在可以公开讨论的范围内，您能否简要总结贵组织的发展史及其关键转折点（包括重大历史时刻、核心辩论以及组织结构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CWI支部曾领导过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我们在利物浦发起了规模空前的阶级斗争（其中包括一次5万人参加的全市总罢工）；我们通过近四年的抗税斗争，动员了超过1700万人拒绝缴纳“人头税”（Poll Tax），最终导致撒切尔夫人下台；此外，我们通过在工党内部开展工作，成功将三名托派成员送入议会。
在此之前，斯里兰卡的NSSP（当时为CWI支部）曾领导了1980年的大规模公共部门总罢工，1986至1987年，西班牙的CWI支部领导了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在爱尔兰，我们不仅在“反对收取出水费”的运动中赢得了胜利，还发起了诸如反对征收“垃圾清运费”等一系列斗争；当时爱尔兰支部的三名同志当选为国会议员，一名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
在南非，CWI成员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某些地区率先协助建立了工会，并参与了后来2012年马里卡纳矿工大罢工，在尼日利亚，面对军政府废除1993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斗争中，CWI成员在动员总罢工和群众抗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92年，CWI欧洲各支部动员了4万人，举行了欧洲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反种族主义国际示威，随后带动了多个欧洲国家数千人投身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活动，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德国和爱尔兰的CWI成员领导了大规模的学生罢课，2003年，针对美国领导的侵伊战争，我们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再次发动了大规模动员活动。
在美国，我们在2014年击败了民主党对手，成功让一名社会主义者当选西雅图市议员，并在争取提高最低工资的斗争中挫败了包括亚马逊总裁贝佐斯在内的雇主阶级，CWI成立之初的理论理念，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反复检验。
除了前文提到的因国际局势巨变而引发的内部辩论与分裂外，还有一个重要转折点：1970年，我们在当时的工党青年组织（LPYS）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这开启了一个关键的新篇章——我们大幅扩张了LPYS的规模，从而使我们得以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阶级斗争及左翼激进化浪潮中实现了重要的跨越。
关于公开讨论的范畴，我们对在公共场合探讨所有政治和理论问题持开放态度。例如，我们曾就“【中国】的阶级性质”以及“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等议题，在刊物上进行过公开研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也曾根据当时组织的实际需求，对组织结构进行过相应的调整。
6. 关于国际秩序以及对仍自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框架
贵组织如何分析当前的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政经结构？从你们的立场出发，如何理解贵组织主要活动国家/地区，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此外，能否分享一个理论框架（或评价标准），用于分析和批判那些仍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目前通常认为有五个）——例如从阶级性质、国家形式和生产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
7. 您如何看待中国？您如何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
您的机构如何理解当代中国？您如何进行中国阶级分析？
在我们对当前国际秩序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政经动态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世界已确凿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历史阶段，当今显然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秩序。
此前，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曾使美帝国主义在根本上的单极世界中确立了全球霸权，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对手，但它确实是当时唯一的霸权，如今，那个时代已经破灭，二战后建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也随之瓦解——而讽刺的是，这些所谓的“规则”在过去本就频繁被帝国主义列强破坏。
当今世界呈现出多极化的格局，这一演变源于苏联解体的后续影响、【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的迅速崛起（以及其他大国在较小程度上的崛起），以及最关键的因素——美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
欧洲同样处于衰落之中，日益边缘化，全球经济重心已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连同亚洲地区，正处于全球权力博弈的中心，目前，【中美】之间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斗争是全球最主要的矛盾，此外，各帝国主义列强与地区性强权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在不断上演，乌克兰、加沙、黎巴嫩、伊朗、苏丹等地的惨状正反映了这一点，全球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战争频发、社会与政治极度两极分化的时代。
全球资本主义正陷入一条无法逃脱的历史死胡同，这是一种漫长的、旷日持久的“垂死挣扎”（death agony）。
之所以如此漫长，是因为主观因素的匮乏——即工人阶级缺乏革命领导力，且目前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有限，虽然政治觉悟正在发展，但总体上尚未达到“必须通过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来建立社会主义”这一共识高度。
对于【中国】、古巴、越南、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需要进行具体的理论分析，在【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资本主义和地主制曾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名义建立的国家所有制及中央计划经济。
然而在我们看来，尽管这在历史上是一次飞跃，但并未由此产生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国有化计划经济体由官僚化、高压且独裁的政权统治，其模式通常仿照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按照我们过去的分析，这些国家属于“畸形工人国家”（deformed workers’ states）。
这一性质是由其革命特征决定的：这些革命并非由工人阶级领导，而是农民武装和游击队战争的产物，由于官僚体制、腐败以及国际环境的共同作用，这些体制陷入了停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衰落。
因此，【中国】、越南和古巴的政权试图通过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机制、允许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来打破僵局，然而，前苏联发生的情况——即国家机器的崩溃，并未在这些国家重演。
在【中国】、越南和古巴，党和国家依然牢牢掌握着权力，并控制着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古巴），但就目前而言，现状依然维持着。
以【中国】为例，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史无前例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具有混合制度的特征——既有资本主义成分又未完全资本主义化，既有畸形工人国家的残余又非其全貌。中国国家的性质以及这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深化的课题。但是，像一些前CWI成员那样，简单地将中国政权定性为“就是资本主义”而不加详述，显然是不充分的。
委内瑞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那里的资本主义从未被彻底推翻，在2002年后的革命进程中，虽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实质性的限制，并引入了重要的社会改革，革命在那一时期走得很远，但官僚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方法也阻碍了革命的深化。
准确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上述这些理论问题至关重要。
8. 关于公开/开放工作和安全意识工作的经验（不涉及敏感细节）
在不涉及任何组织机密的前提下，你们能否分享一些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公开工作与安全意识及保密工作的一般经验和原则？例如在组织建设、风险管理、成员保护以及信息安全方面。
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自1974年成立以来，CWI的同志们在智利、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和英国等多个国家都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镇压，包括监禁、酷刑甚至牺牲，目前，我们大部分国家的支部尚处于允许公开活动的政治环境中，尽管全球范围内的压迫趋势正在普遍抬头，但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我们会组织公开的街头活动、公众集会，并在街头销售政治刊物等。
而在无法公开活动的国家，行动方式则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局势而定，任何革命工作都带有风险，过去，智利、尼日利亚和斯里兰卡的同志们都曾被迫在半合法或地下状态中坚持斗争，虽然追求革命社会主义活动始终是正确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进行鲁莽的冒险主义活动，从而对同志造成不必要的威胁。
现代国家的监控技术与镇压手段日益严密，这使得在高压环境下开展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在每种具体情况下，工作的实际开展方式都需要经过审慎研判，身处此类环境中的同志必须参考国际斗争经验，并结合新情况，对这些策略问题进行周密的考量。
9. 关于平衡理论清晰度和战术合作
在实践中，你们如何平衡理论与同其他左翼流派的合作？对于目前主要左翼传统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碎片化与重组现象，如何看待？
对CWI而言，理论的清晰度至关重要，没有严谨的理论支撑，就无法形成客观、正确的分析与研判，更无法在干预阶级斗争时得出可靠的结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如果CWI与那些在理论上不甚清晰或与我们政见不合的组织进行对话，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绝无战术合作的可能，即便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也会与相关团体展开讨论。
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在具体的抗争或运动中进行某些联合行动或战术协作，但在合作过程中，我们绝不会掩盖或粉饰彼此的政见分歧。
目前，国际上各大流派——包括列派/斯派、【毛派】和托派——确实普遍出现了碎片化乃至重新洗牌的现象，这反映了新世界局势对这些团体的冲击，也折射出当前普遍存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困惑与迷茫，在这一进程中，CWI始终持开放态度，愿与那些以工人阶级为工作导向、或正在探求理论与意识形态清晰度的严肃革命组织进行深入探讨。
10. 关于东亚和中国的计划
你们是否有计划在东亚发展合作伙伴、扩大联络网络或建立正式支部？如果有，如何评估当地的社会条件以及可行的组织路径？
CWI非常热衷于在整个亚洲（包括至关重要的【中国】）建立联络、开展协作并争取支持者，目前，我们已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了CWI组织，并希望将这一进程推向全亚洲，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多元的：我们希望通过社交媒体、各类讨论论坛以及与不同团体的对话来深度交换意见，阶级团结与实际协作也是其中的重要环，此外，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也会安排集会，并在可行时进行互访，这些规划目前仍需进一步细化。
11. 关于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衔接
你们如何将短期目标（如建立激进工会、捍卫少数群体权利、推进工作场所民主）与长期目标（如革命、重构国家机器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换言之，贵组织如何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推动斗争超越资本主义的容纳限度，直至最终实现不可避免的决裂？
CWI运用的是“过渡方法”，我们认为，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眼下的切身利益、现实斗争及诉求紧密挂钩，这套方法继承了托洛茨基所倡导的《过渡纲领》，其根源可追溯至 1917 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传统。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会充分考量各国工人阶级和群众当下的政治觉悟水平，以及阶级斗争所处的具体阶段，我们的方法绝非机械地重复口号或诉求，例如，我们不会脱离特定国家的阶级斗争现状，去生搬硬套《过渡纲领》中的教条。
我们积极参与并尽可能领导工人、学生及所有受资本主义剥削者的现实斗争，例如争取加薪、缩短工时、冻结租金，以及捍卫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会向群众解释：即便短期内赢得了这些权益，资本家或统治阶级最终仍会设法收回这些被迫做出的让步。
在资本主义的衰落期，那种能够长期维持、惠及群众的改良政策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动员和斗争，才能迫使统治阶级妥协；面对强大的群众运动，雇主或统治阶级可能被迫让步，但他们“左手给出的，右手终究会夺回来”。
正因如此，我们强调社会必须向社会主义转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现实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宏观政治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
此外，这一斗争还包含了一项具体努力：即通过不懈奋斗，将工会等工人组织改造或重建为工人阶级的战斗性组织，在今天，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许多国家，工会官僚机构已被吸纳进国家机器，甚至沦为资本主义的管理者。
与此同时，在工人阶级的重要斗争或其他社会运动中，也可能产生新型的或过渡性的组织，例如在英国，当我们领导数千万人拒绝缴纳“人头税”并最终击败撒切尔夫人时，我们就组建了“反人头税联盟”来统筹和组织那场斗争。
12. 关于“国际序列”之外的理论资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于不同的马主义者或左翼思想家，你们持有怎样的接纳与评价标准？你们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能否通过简要评论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奈格里及阿明等人物，来阐明贵组织的理论取向？
关于这一点，建议参阅我们撰写的新文件——《工人国际委员会的纲领基础与重建革命社会主义国际的历史斗争》。
该文件概述了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塑造这些组织的内核理论与纲领思想，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物质条件和政治环境，但其基础性的分析原则——即对资本主义运作机制及其规律的阐释——并不会因地理位置而改变。
因此，我们拒绝接受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东方马克思主义”这类划分，因为这种分类暗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基础上存在根本差异。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各地的具体运用，确实会因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复活了“阶段论”，并随之将其形式化为“一国社会主义”论。
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共产党】在面对革命契机时，从根本上背弃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采取的策略，转而倒向孟什维克的立场；同时，他们还将革命国际主义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下，甚至向民族主义政治妥协。
尽管【毛派】强调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但他们也寻求与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国家精英建立战术联盟，并常以当地资本家的“买办性质”为由，为这种联合进行辩解。
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还是尼泊尔的普拉昌达道路，这些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变体”，实质上都是为了适应当地机会主义需求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重塑，而非对其理论的真实运用。
现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往往基于一种错误假设（即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从而将对西马的批判与对斯大林主义的辩护混为一谈。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常被视为对斯大林主义的背离，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对其感到理想幻灭的思想家——例如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
他们的观点受斯大林主义实践的影响而定型，与其说是彻底决裂，不如说是前者的次生产物理解塑造这些不同流派的客观条件至关重要，群众运动的失败、碎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幻灭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例如卢卡奇深受 1956 年匈牙利革命遭受残酷镇压以及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高压统治的影响，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重读”，则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群众运动受挫、法国共产党陷入危机背景下产生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流派试图为斯大林主义政党及其领导层的失败寻找借口或进行解释，这种“人道化”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反映了在经历惨烈失败后的一种主观应激。
事实上，早在西马思潮之前，1927 年【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及其后的血腥屠杀（当时的共产国际指令和斯大林策略应负首要责任），就曾促使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M.N. 罗易（M. N. Roy） 转向激进人道主义并批判官僚威权主义，从而预示了后来的反斯大林主义思潮。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阿明、奈格里等左翼知识分子，我们也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论进行剖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地否定这些知识分子提出的许多实质性问题或理论细节，CWI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思潮：我们直指核心——这些理论的出现，源于斯大林主义的破产、苏联的最终解体，以及这些事件对工人阶级觉悟、群众意识和知识界辩论所造成的深远冲击。
13.（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关于国际毛泽东思想内部的争论
如果您愿意，能否分享一下您对国际毛泽东思想内部几个常见争论的看法：
-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概念地位和定位）
- 对“三界论”的评价
- 关于“阿瓦基安主义”的争论
- 关于“贡萨罗主义”的争论
CWI并未参与毛主义各派系内部的辩论。部分原因是毛主义组织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机制。然而，CWI在印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各派系势力强大的国家开展了工作。
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日益加剧的分裂导致毛主义在一些国家获得了支持，这些支持来自那些反对亲莫斯科共产党日益改革主义的人士。
有时，毛主义团体从他们分裂出来的原共产党“继承”了工人阶级基础，但通常无法长期维持这种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欧洲，毛主义组织或受毛主义影响的组织发展出了相当规模（但并非群众性）的成员，并在议会中拥有一些议员，例如在意大利。但这些组织通常已经消失，或者演变为非革命性的“左翼改良主义”政党。
在新殖民主义世界，尤其是在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中亲北京的分裂很快倾向于亲西方的立场，因为他们与亲莫斯科的运动作斗争。这一进程在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加速发展。
毛主义危机始于1976年“四人帮”的失败和被捕，随后转向鼓励资本主义发展。
但在西方国家和美国，毛主义思潮从未真正融入或领导工人运动。它们通常要么是规模很小、四分五裂的宗派团体，要么演变成对某种形式的毛主义抱有疏离忠诚的社会民主组织。不幸的是，它们在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或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大多数毛主义思潮的行为如同宗派，与工人阶级及其行动隔绝，仅靠少数人基于教条式的忠诚维系。其领导人的思想也源于此，因为他们试图适应正在发展的工人阶级城市的现实——而这些城市并没有庞大的农民或农村贫民作为依附。
另一方面，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主义思想尤其在农村地区扎根，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组织，并走上了武装抵抗的道路。这些团体也因地主的压迫、地方半封建当局的暴力以及资本对自然的肆意破坏（无视民众与土地、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关系）而壮大。然而，这些团体大多只是照搬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他们以地下活动为目标，试图通过动员农民武装来“包围城市”，但这存在局限性。他们借鉴了经典的毛泽东原则和策略，但缺乏清晰的阐释，而且往往要求的是忠诚而非理解。
因此，一些“毛泽东思想”（即中国革命期间及之后存在的毛泽东思想的翻版）被提升为一种必须“遵循”的最高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光辉道路”（秘鲁共产党）便是这种思想最粗暴的体现之一。其领导人阿比马埃尔·古斯曼（又称贡萨洛主席——有时也被干部称为“洗头大师”，因为他们会把新招募的成员带到他那里进行洗脑，使他们成为铁杆党员）试图发展具有秘鲁特色的毛主义，并将其根植于自身的生存策略之中。在采取冒险主义和恐怖主义手段（包括谋杀工会成员和其他工人领袖）的同时，他们面临着来自军方的猛烈反击。他们无法维持所谓的“人民战争”，并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部分推向极端，以此为盲目的暴力辩护——即必须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因素，并将“革命战士”改造为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干部被要求“阶级自杀”，并献出“血配额”来推进革命。
试图将毛泽东的策略和理念与中国革命（1949年）联系起来并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尝试屡屡失败。印度尼西亚就是“阶段论”失败的例证。国际毛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连贯的、民主集中的运动或组织。它由各种不同的解释组成，这些解释被修改以适应这些组织的功能和生存需要。毛主义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群众力量存在过。即使是横跨印度中部至东部，延伸至尼泊尔的“红色走廊”——据称总人数在1万至4万之间，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派别——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在尼泊尔，毛派由于反对封建王国而拥有大量追随者，但从未形成过群众基础。CWI曾为尼泊尔革命、印尼群众运动以及其他同印度毛派相关的议题贡献力量并提出发展方向的建议。尽管我们通常将他们统称为毛主义，但CWI经常区分不同国家存在的毛主义现象，因为它们之间存在诸多意识形态和战略差异。目前尚无任何国际组织能够跨越国界，统一阐述国际毛主义。
14. 关于贵组织的“核心战略假设”
贵组织目前的核心战略假设是什么？您认为哪些杠杆对革命左翼的发展最为关键——选举工作、工会和工作场所斗争、青年/学生运动、反压迫运动，还是反战/反帝国主义运动？您如何对这些杠杆进行优先排序，以及为什么？
我们的战略源于对每个时期物质条件的分析。发展阶级视角需要评估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构成，以及影响当前发展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
我们方法的核心在于工人阶级利益至上：增强工人阶级组织、动员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植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的发展或衰落，将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觉悟息息相关。我们优先开展有组织的工人和青年工作——我们称之为我们活动的两大支柱。在没有独立工人政党的国家，我们采取双重战略方针来建设工人阶级力量，将革命政党的建设与积极参与组建广泛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相结合。选举工作是群众组织的关键要素：我们的目标是创建平台，使工人、活动家和积极分子能够赢得民主的政治代表权，并利用这些职位在议会之外建立运动。工作场所和社区斗争——抵制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攻击——仍然是这一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和反对一切形式压迫的运动。我们反对将斗争分为主要斗争和次要斗争的等级框架；我们不会为了优先考虑一场斗争而推迟另一场斗争。任何特定时期哪场斗争占据主导地位都取决于客观发展，我们会积极投身于出现的主导运动。我们的参与并非被动：我们提出具体的战略，以赢得眼前的诉求，并将这些斗争与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我们理解一切形式的压迫都是相互关联、根植于系统性关系的，因此我们坚持将各种斗争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行动。我们的纲领——过渡纲领——连接了日常诉求（最低纲领）和争取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最高纲领），正如列宁在其1917年的小册子《迫在眉睫的灾难及其应对方法》中所阐述的那样。
15.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践
贵组织如何处理民主协商与行动统一之间的关系？当分歧变得尖锐时，有哪些机制可以帮助你们避免派系斗争，同时又能确保少数派观点能够得到表达并长期得到维护？
16. 关于成员纪律和组织文化
您认为一个健康的革命组织文化应该坚持哪些最低标准（例如，反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性别平等以及内部申诉/上诉机制）？哪些“红线”会触发纪律处分？
革命政党的成立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这意味着要积极反对那些周期性地以各种形式出现、旨在分裂和瓦解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话语。明确我们的政治立场、具有远见卓识、能够在所有问题上形成基于阶级的立场，以及能够制定赢得眼前和战略斗争的具体策略，对于防止资本主义思想在革命组织内部扎根至关重要。
革命政党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整体。它汇聚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批判性思考者、理论家、战略家和技术专家——并将他们团结在共同的目标之下。这样的政党拥有健康的内部思想生活：在支部会议上公开辩论和提出分歧，并可上报至全国性机构；各支部可以提出不同的立场；鼓励党员为集体观点和战略的形成做出贡献。定期的会议、研讨会和代表大会使这种参与制度化。
没有自由而有力的讨论，内部民主就毫无意义。党员必须能够无所畏惧地提出问题和异议；如果辩论无法解决，可以在遵守党章的前提下，形成有组织的倾向或派别继续讨论。最终的方向和政策是通过民主的辩论和投票程序集体决定的。民选领导人和公众代表对党的领导机构和全体党员负责。
工人国际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和与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组织相关的宗派做法：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批评之上，也没有人不会犯错。在一些宗派的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领导层中，压制内部辩论是一种普遍做法；只有当面临无可辩驳的失败时，他们才会进行形式化的“自我批评”来掩盖错误，之后他们通常会继续沿用同样的错误做法。仅仅因为政治分歧就不应采取纪律处分；纪律处分仅适用于违反既定党章或党的行为准则的行为。
党不是一个辩论社团。无休止、漫无目的的讨论会瘫痪党的活动，阻碍有效工作。因此，我们主张在开放的民主辩论和有纪律的集体行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健康的党内民主必须与集中协调和组织纪律相兼容，这样党才能成为一股挑战资本主义的统一力量——这正是党存在的理由。
17. 关于避免“组织生存凌驾于政治之上”
如何防止一个组织在发展压力下滑向机会主义（为扩张而牺牲纲领），或在防御压力下滑向宗派主义（以纯洁之名自我孤立）？
革命组织的生存取决于一系列客观因素：其在工人阶级和工会中的根基深浅、其政治立场的清晰性和连贯性、其干部的纪律性和训练水平、其在危机中有效行动的能力、其组织对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的适应能力等等。我们主张政治上坚持原则，策略上灵活变通。
CWI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开展组织工作的经验表明，坚定的政治立场与耐心、持续的群众工作相结合至关重要。加入国际组织具有关键优势：它有助于在不同的背景下检验各种理念，相互借鉴经验，并有助于政治立场和策略的推广。
同样重要的是民主问责制、持续的干部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更多地参与党及其在有组织的工人和更广泛的民众群体中的活动。除了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清晰的纲领之外，没有万无一失的制度保障能够防止机会主义或滑向宗派主义。在任何情况下，党都不应脱离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活动，因为这能起到锚定作用，防止各种偏离正轨的行为。
18. 关于革命者在工会中的作用
您如何定义革命者在工会中的作用？重点是作为现有工会内部的左翼反对派/基层民主力量，还是推动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您如何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调整这种方法？
革命者在工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工会中的革命者有责任将工会改造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这包括争取工人在斗争中应采取的正确战略和战术。不同国家的工会情况差异很大。总的来说，革命者需要建立反对派，建立战斗团体，以对抗并提供替代官僚主义、保守的工会领导人的方案。这项斗争主要需要通过现有的工会和联合会来进行。在斗争中，我们也提倡在适当的情况下成立民主罢工委员会来领导和组织斗争。有时，在一些国家，工人会采取措施在现有结构之外成立独立的工会。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支持这种做法；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与此同时，革命者有责任在工会内部提出政治思想和纲领，使其不具有工团主义的倾向。
19. 从罢工和群众运动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您能否举一两个例子（无需涉及敏感细节）说明您是如何帮助将经济斗争（工资、裁员、工时等）发展成为更广泛的阶级动员的？通常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
2009 年，在林赛炼油厂，我们的成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雇主试图引进外国的意大利工人，让他们以更低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来这里工作。资本主义媒体和法西斯分子试图干预，并高喊“英国人的工作，英国工人的”口号。我们党在民选的非官方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介入，改变了罢工的走向。我们主张工人团结。罢工蔓延到其他工厂后，最终所有工作岗位都得到了保全，意大利工人也获得了与英国工人相同的工作条件。我们党的一位成员的介入，使罢工转变为争取工人团结和所有工人平等待遇的斗争。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的一位成员在采取措施保护伦敦公交车司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包括罢工在内的干预措施，公交车的上下车系统进行了改革，从而保护了司机免受新冠病毒感染。从这些以及其他干预措施中汲取的重要经验是：必须采取大胆行动，向工人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以推进相关工人的斗争。
20. 关于“工人控制”和工作场所民主
今天，当您倡导“工人控制”时，您指的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哪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例如，选举管理层、公开账目、否决权或其他机制？
我们倡导的工人控制，指的是工人的民主控制。我们支持在工作场所选举产生委员会，其成员可由工人罢免。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控制工厂或工作场所的日常运作。我们主张工人对管理决策拥有否决权。我们还要求公开账目并监督生产过程。这与工会以“工人参与”的形式被吸纳进管理委员会截然不同。后者并非工人控制。
民主的工人控制与工人管理截然不同，后者涉及对已国有化行业的管理和规划。我们通过提议将这个问题具体化，即此类国有化行业的管理委员会应由三分之一的工人选举产生，三分之一来自全体工人阶级，三分之一来自政府。工人管理通常是在工人控制已经建立之后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控制可以成为帮助工人学习管理和规划技巧的一种机制。
21. 关于议会斗争
您是否支持议会斗争？如果支持，您将如何支持？在什么情况下您会推出候选人或支持“左翼”或“工人”候选人？您设定了哪些界限或保障措施来避免议会主义和自身的政治组织被自由主义政治所吞并？
我们支持议会斗争，旨在捍卫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权，并以此为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动员工人阶级。我们尽可能参加选举，并以斗争性的社会主义纲领开展竞选活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力求赢得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思想，并为之奋斗。我们认为此类干预是深入地方社区、参与工人阶级和社区地方斗争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议会斗争是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但并非与群众斗争、抗议、动员等割裂开来。本党所有候选人均须遵守党的民主制度和问责制。任何当选议员或地方议员都须对党和当地工人负责。当选代表须对工人阶级政党和投票支持他们的广大群众负责。他们必须只领取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并接受罢免和定期民主审查。
22. 关于与左翼民粹主义者/进步力量结盟
面对社会民主党、绿党、进步力量或工党内部的左翼，你们采取何种统一战线战略？哪些合作形式具有战术性和实用性，哪些合作形式容易导致政治稀释或被同化？
具体的战略和战术显然取决于具体情况。我们在任何统一战线或联盟中的一般做法是各自独立行动，共同抗争。我们可以就某个具体议题或问题建立统一战线或联合斗争。同时，我们坚持保留自身独特的政治纲领和理念的权利。政治同化或稀释源于降低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旗帜。我们绝不会这样做。我们也不会与支持攻击工人阶级的亲资本主义政党结成选举联盟或集团。有效的战术统一战线方法是指那些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或民众，并推进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斗争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明确阐述我们的纲领，并指出民粹主义和改良主义政策的局限性。
23. 关于在战争和地缘政治冲突中保持阶级立场
在诸如俄乌冲突或巴以冲突等冲突中，您如何避免陷入“阵营主义”逻辑，并保持以工人阶级国际主义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您可以从方法层面回答，而不是针对具体案例表明立场。）
24. 关于“反帝国主义”的定义
您如何区分反帝国主义与对特定资本主义国家或政权的政治支持？当“反西方”言论与国内统治阶级的利益纠葛在一起时，您如何识别并明确划清界限？
在承认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独特和特殊情况的同时，可以发展出一种普遍的阶级方法，以团结跨越国界的工人。在战争和冲突期间制定工人纲领是这一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人必须拒绝成为资本主义战争的炮灰，也绝不能以“民族团结”为名中止阶级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分离，维护工人阶级的独立性，提出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纲领，提供一条摆脱危机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呼吁邻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
具体纲领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可以包括工人对军工企业的控制或监督；开展阻止资源用于军备和军事化的运动；以及开展跨境工人协调，包括声援罢工。当工人揭露其民族资产阶级时，他们就能瓦解资本家用来维持统治的文化和沙文主义叙事。
这种政治立场并不否认民族的自决权。我们反对中国对台湾的吞并，也反对美国或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帝国主义干预。台湾人民应该拥有民主权利，在不受地区或国际强权胁迫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支持自愿结社和建立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联盟。
帝国主义列强经常利用民族和文化矛盾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从西藏到库尔德斯坦，此类操纵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些库尔德武装组织，秉持着斯大林主义的阶段性策略，有时会与帝国主义列强结成临时联盟，以期击败当地的敌人。历史上和今天，各种左翼思潮都曾以反帝国主义的名义为独裁、专制或神权政权辩护。无条件支持伊朗、不加批判地捍卫乌克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辩解为反“法西斯”之战，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这些立场以各种方式将阶级利益置于资本家利益之下——这样做会削弱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
相反，独立的阶级立场必须是反帝运动的核心。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团结交战国的工人：战争贩子、地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反对乌克兰的民族压迫，既反对乌克兰政权对乌克兰境内少数民族的压迫，也反对俄罗斯政权声称乌克兰民族不存在。这并非易事——如果没有强大的基层工人阶级群众力量，这一诉求可能会显得抽象——但阶级视角必须被提升和构建，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能够增进工人的利益，也无法确保持久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和青年加入国际组织，建立团结——加入CWI——分享经验，共同动员起来，争取权利，结束资本主义的破坏。
25. 关于阅读推荐和理论培训
除了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之外，您会向想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学者推荐哪些书籍？贵组织能否推荐一些21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著作，或者更广泛的左翼理论著作——无论是贵组织撰写的，还是您认为有价值的作品？您自己在进行理论培训时是否有阅读清单？
除了学习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经典文本之外，我们鼓励成员广泛阅读有关关键理论和历史主题的书籍。多年来，CWI发表了大量分析文章，涵盖全球发展和各大洲各国的斗争；其中许多文章都可以在CWI的主网站 SocialistWorld.net 上找到。各分会也发布当地语言的媒体和英文资料——网站上提供了相关链接。
我们历年出版的书籍可通过“社会主义世界”书店（SocialistWorld.net/shop）购买。并非所有书籍都已上线，但我们正在重新出版许多书籍以增加获取途径。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档案网站，以便公众访问我们的资料并开设理论课程。目前，“社会主义世界”网站（SocialistWorld.net/theory）上有三门课程；我们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发布更多关于核心主题的课程。
每个国家分部都会出版一些介绍性文件，例如《我们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导论，这些文件可通过网站或书店（参见 leftbooks.co.uk）获取。
各分部将组织一对一讨论或小组学习，以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他们通常会根据计划的讨论内容制定一份阅读清单。阅读清单不限于CWI的资料；书籍的选择将根据讨论的主题而定。
我们也鼓励成员从实践经验中学习，并在组织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框架；它是一种方法，既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又能指导我们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它。
26. 关于公开声明与内部辩论的界限
当与其他组织出现分歧时，您更倾向于公开辩论还是私下/内部沟通？您如何判断何时需要公开辩论，何时保持克制更为合适？
我们对工人阶级负责。在方法和关键战略决策上的分歧，可以在各组织之间以同志般的友好方式进行讨论或辩论，以达成共识，推进工作，或指出某些观点的局限性。有时，为了澄清观点，辩论也是必要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保持透明，并将辩论和讨论的内容公开。即使出现内部分歧，我们也会尽快公开讨论内容和材料。在CWI上次的分裂讨论中，我们向所有成员分发了我们和反对派的所有材料，并公开了我们的著作。我们不鼓励秘密会议或隐瞒辩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和维护组织利益，我们可能需要对某些讨论保密。这些都是特殊情况。虽然大多数政治讨论可以公开进行，但某些组织内部的讨论可能需要保密。即便如此，我们通常也会通过其他机制告知成员，例如成员简报。
27. 为什么选择托洛茨基主义？
贵组织为什么选择托洛茨基主义，而不是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您认为其决定性的理论和战略优势是什么？
托洛茨基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不是清教徒；围绕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建立个人崇拜都是错误的。马克思开创了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系统分析；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提出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分离的新理论体系，而是坚持在理论和实践中捍卫和发展这一科学传统。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方法，反对孟什维克和其他机会主义倾向。同样，托洛茨基也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民主原则和国际主义视角，以应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崛起。
托洛茨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他的不断革命论解释了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力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发生的条件。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的历史著作——尤其是《俄国革命史》——对于工人阶级为未来的斗争做好准备仍然至关重要。他的《过渡纲领》仍然是那些制定革命战略和战术、连接眼前诉求和长期社会主义目标的人们的重要指南。
CWI认为，不断革命论对于推进当今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至关重要。从尼泊尔到苏丹，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各种斗争中，应用这一理论的经验教训都具有现实意义。欲了解更多分析，请参阅我们网站上的文章以及我们出版的《列昂·托洛茨基：一位思想永不磨灭的革命家》一书。
为了终结资本主义，重要的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例如，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论述。当时讨论的国际战略的作用，生动地描绘了当今所需的内容。我们敦促今天的青年革命者认真阅读这些材料——不仅要阅读，更要加入到终结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来。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继续捍卫国际主义的必要性，而第三国际之后的各种思潮如今已经瓦解。
29. 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封信
最后，您有什么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说的吗？无论是建议、警告、鼓励，还是您认为重要的任何信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时代，工人阶级的斗争将在国际上兴起。中国工人和青年是这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人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对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
尽管面临客观困难和镇压，在中国建立一个能够阐明真正马克思主义并提出远见卓识的战略的革命组织至关重要。我们敦促所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将其付诸实践：将理论与工作场所、社区和社会运动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阅读CWI的资料——广泛阅读，比较不同的著作和方法，并用经验检验思想。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讨论，请与我们联系。不妨考虑在共同斗争的平台上携手合作，作为第一步。如果您发现我们的思想和方法与您的想法相近，请与我们联系——携手共建一个民主的、国际主义的运动，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