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永琴是中国最重要的列夫·托洛茨基著作中文译者。他不仅翻译了托洛茨基许多最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托洛茨基论1926—1927年中国革命的著述，也翻译了伊萨克·多伊彻所著的托洛茨基传记三部曲。
石永琴同时也是托洛茨基思想和方法的捍卫者。他在自己所译托洛茨基著作的前言和导言中，以及多年来接受期刊采访时，阐述了这些观点。通过这项工作，石永琴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使中国的新一代能够接触托洛茨基的真正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石永琴1949年出生于上海，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劳动期间自学俄语。那里是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中国农村地区，当时青年学生被“下放”到当地参加劳动。
1978年起，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84年，石永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来转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事翻译和文艺理论研究。
二十多年来，石永琴一直专注于翻译列夫·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在中国公开出版的译作包括：1996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1999年出版的多伊彻《先知三部曲》；2012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2011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以及2008年出版的托洛茨基关于十月革命的亲历叙述。
除这些已经出版的译作外，石永琴还把《左翼反对派的挑战》（三卷）、《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逐出苏联后所写著作的十四卷文集译成中文。据我们所知，最后这批著作尚未在中国出版。
石永琴的译作为何能够在中国出版？他在2009年为托洛茨基中国革命著述所写的前言中解释道：
改革开放以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光环逐渐消退，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气氛也宽松了许多。托洛茨基研究不再是禁区。十多年来，已经有多种出版物论述和介绍联共（布）内部两派围绕中国革命展开的争论，对这场争论的评价也比过去客观得多。
学术界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解冻，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历史上遭受的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石永琴谈到那些一直在中国坚持活动到1952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
1952年，毛泽东下令彻底肃清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不复存在。被捕的托派分子分别被判处十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后来陆续获释，而被判无期徒刑者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到那时，最初被判无期徒刑的托派高级人物中，只剩下十三人仍然健在。
遭受迫害的革命者
列夫·托洛茨基是世界历史上遭受迫害最严重的革命者之一。由于他作为1917年十月革命共同领导者所发挥的作用，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仇恨并畏惧他。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第一次建立了工人政府。在1918—1921年的内战中，资本主义反革命调动二十一个国家的军队，企图用鲜血淹没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在建设红军、击败这些反革命进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更加深了国际资产阶级对他的仇恨。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主义者通过政治反革命从俄国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控制权。他们也加入了迫害托洛茨基的行列。之所以可能发生这种倒退，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遭遇挫折，使俄国革命被孤立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之内。
1929年，斯大林因为托洛茨基捍卫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传统而把他逐出苏联。在斯大林官僚集团对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一个又一个国家拒绝向托洛茨基提供庇护。
直到1937年墨西哥政府同意接纳托洛茨基及其妻子，他们才获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避难生活。斯大林下令杀害托洛茨基；1940年，一名斯大林主义特务执行了这项死刑命令。
如果斯大林以为这样就能终结托洛茨基的影响，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尽管托洛茨基本人和家人都遭受残酷迫害，他直到遇害前仍不断捍卫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
托洛茨基于1923年在俄国建立左翼反对派，并于1930年在国际上组织左翼反对派，以反对斯大林“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腐蚀性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灾难性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中国、西班牙、德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革命机会遭到失败。
作为第四国际的创建者之一，托洛茨基在被逐出苏联后写下了自己最重要的一批著作。这些至关重要的贡献，为托洛茨基逝世后继续斗争的人提供了理论武装，其中包括努力继承并发展其巨大贡献、建设工人国际委员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今天，我们继续为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斗争，把这些思想作为推翻资本主义斗争的指南。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石永琴已经把托洛茨基的一些最重要著作译成中文。
我们相信，中国新一代青年和工人能够通过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认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民主。
以下摘录自石永琴2015年的一次访谈，完整访谈曾刊载于Constellor Publishing博客。
我走向托洛茨基的道路是复杂的。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们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重大历史人物的态度泾渭分明：斯大林受到一致赞扬，托洛茨基则受到一致谴责。在当时，既不允许也不可能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
下乡期间，除了参加农业劳动，我也希望通过学习充实自己。最初学习俄语并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只是单纯希望有机会用原文阅读俄国小说。俄国有许多伟大的小说家和不朽的文学作品，正是这个朴素愿望促使我开始自学俄语。
刚开始学习俄语时，我没有明确的实际方向或目标。随着水平提高，我逐渐萌生了当翻译的想法。我自然希望翻译真正优秀的作品，但那些著名俄国作家的伟大作品早已由前辈译过。作为一个初学者，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重译这些经典。
后来，我读到了托洛茨基的自传。过去我没有机会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但通过《列宁在1918》等电影，也通过亲身经历斯大林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包括中国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我感觉这些现实同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存在根本冲突。读完托洛茨基的自传后，我过去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许多疑问，以及对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所采取行动的困惑，都得到了解答。
从那一刻起，我决心把毕生工作用于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他的自传成为我翻译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第一部在中国公开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此前虽然也出版过他的一些作品，但只限内部发行。我为这本书撰写的译者前言，是中国大陆第一篇对托洛茨基作出正面评价的文章。
托洛茨基的自传只写到他在1929年被驱逐到土耳其，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30年。我认为有必要编写一部完整的托洛茨基传记。后来，通过与上海德高望重的郑超麟先生联系，我得到了由他组织翻译的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我负责协调第三卷的翻译。由于担心翻译质量，我把第一版完整校对了六遍。
在校对这一卷的过程中，我不断对照原文，前后读了六遍。每一次阅读都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托洛茨基对德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斗争中错误政策的分析，以及他对“第三时期”理论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使我由衷赞叹其思想的卓越。
通过翻译和校对《先知三部曲》的经历，我确定了自己作为翻译者的核心方向。托洛茨基首先是一名革命者，因此我优先选择他对革命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作品。虽然我还没有翻译他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著作，但我已经翻译了他的十月革命文集《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此后，我又翻译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和《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先知三部曲》在中国大陆广受好评，去年已经出版第三版。我刚才提到的三本书——《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和《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均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们在豆瓣上的评分尤其值得注意：《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获得8.9分，《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更获得9.7分的高分。
我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这场冲突促成了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形成，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结构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被驱逐出苏联。此外，我还翻译了英文版三卷本《左翼反对派的挑战》，以及《过渡时期的托洛茨基文化论》和《托洛茨基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目前正在翻译托洛茨基流亡生涯最后几年著作的十四卷文集。
我能够把毕生精力投入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同我们那个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有关。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代表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形态。虽然我偶尔也写文章，但那些只是翻译工作的副产品；翻译始终是我的主要工作。
原文：Shi Yongqin – the Translator Making Trotsky’s Works Available to Chinese Rea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