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至4日，数百名、可能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在天安门广场遭到屠杀。就在三十周年前几天，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仍坚持认为，当年的镇压完全正当。
他于6月2日在新加坡说：“那是一场政治风波，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动乱，是正确的政策。”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的事件，以戏剧性而恐怖的方式说明，一个统治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和特权，会走到何等地步。此前四十年，毛泽东领导人民解放军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地主制。马克思主义者把这视为继俄国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第二伟大的事件。
当时，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正在发展，并开始表现为反对毛主义独裁统治的政治革命。
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没有工人监督或工人民主的任何成分；而这些正是一个民主工人国家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氧气。在缺乏这些条件时，正如斯大林崛起后的苏联那样，统治集团会在不同经济管理方式之间反复摇摆——集中、分散，再重新集中。
这些曲折包括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毛泽东1966年发动、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数十万有才华的青年和工人在其中丧生。
到1989年春天——毛泽东去世十三年后——部分受到“改革派”胡耀邦鼓舞的学生，开始挑战邓小平领导下的统治精英。他们提出的诉求简单而温和，例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自由选举和组织自由等；但这些要求挑战了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共产党的控制和特权。
运动的目标
关于抗议目标，当时和现在都存在不同意见：它究竟是要走向市场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等主要强国所谓的民主，还是要把经济和国家置于劳动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手中，即进行一场政治革命？1989年结束前，同一个问题也在整个苏联和东欧被提了出来。
同所有革命运动一样，在那个历史性年份的四五月间，中国社会中涌现出大量关于未来道路的思想和理论。所缺少的是哪怕处于萌芽状态的政党及其领导层：他们必须清楚知道，工人和青年如何才能把革命能量引向推翻旧政权。
正如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其他地方所表明的，一场革命可以在没有革命政党的情况下开始，并走完通向胜利道路的十分之九。工人和青年准备斗争到底，甚至牺牲生命。在这种条件下，革命政党能够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党，也没有像苏维埃那样经选举产生的战斗机构，即使最有利的局势也可能转向反面，随后出现一整个反动时期。
无论1989年参加者各自抱有什么目标，有一点很清楚：首都以及中国各地城镇爆发群众运动，正在威胁北京党内官僚的独裁统治。中学生和大学生共同参加运动，是这场震荡具有革命性质的明显标志。革命之风已经吹动了树梢。
英国《卫报》说，有数百万人被卷入其中，“包括警察、法官和海军军官”；他们既受到对腐败和通货膨胀的愤怒推动，也渴望改革和自由（2019年6月1日）。当工人开始支持学生抗议、采取行动，而国家武装力量又开始拒绝命令时，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便开始了。
罢工
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前后，中国数百座城市都出现了群众抗议。根据后来泄露并汇编为《天安门文件》的政府资料，1989年4月至6月间，中国341座城市曾发生抗议。
维基百科记载：“6月4日北京秩序恢复后，其他约八十座中国城市仍继续发生不同规模的抗议……6月5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并在主要交通干道设置路障。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并走上街头；铁路交通也被封锁。公共交通同样停运，使人们无法上班。”上海的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当局展开大规模逮捕。对统治者来说，工人采取行动对其未来构成的威胁大于学生。据报道，“许多人”未经充分审判便被处决。参与运动的学生和大学教职员被永久打上政治污名，许多人此后再也无法就业。
抗议期间，许多亚洲国家保持沉默。印度政府不愿危及正在改善的中印关系。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政府担心国内发生类似起义，因此谴责抗议。中国学生则在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许多城市举行示威。
这些事件以后，官僚集团进一步转向亲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最终形成一种混合的国家资本主义。今天，正是这一政权再次加强对一切抗议的镇压，并实行大规模压迫。
今天
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1989年的三十多倍。《经济学人》指出，1980年代末，以名义价值计算，苏美贸易额每年约为二十亿美元；如今，美中贸易额每天就达到约二十亿欧元。1989年6月，美国总统老布什曾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共同努力，避免“近期的悲剧事件”损害两国关系。
今天，通用汽车在中国销售的汽车比在美国还多。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同美国竞争；但《经济学人》也指出，贸易关系不可能同“国家究竟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这类棘手问题隔离开来。《金融时报》的菲利普·斯蒂芬斯5月17日评论说，美国把中国“不只视为危险的经济竞争者，而且视为正在逼近的生存威胁”。
北京也许没有苏联当年的意识形态野心，却确实威胁着美国的首要地位。
《北京植物人》作者、1989年运动参与者马建写道：“天安门屠杀后几个月内，世界各国领导人就争先恐后回到北京做交易，宣称合作会带来改变。”然而，“当天安门的恐怖在西藏和新疆的古拉格中重新上演时，西方领导人仍同习近平握手，并把目光移开”（《卫报评论》，2019年6月1日）。
同一份报纸的社论谈到一种“从国内开始、继而扩散到国际上的沉默”：估计有一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并被强迫接受政治灌输。社论评论说，庞大国内安全机器的建立，使1989年那样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再出现。但就连这份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补充：“出乎意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确实会发生！”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无疑有所提高，庞大的现代工业也迅速发展。然而，习近平领导下的政权甚至比此前的政权更加铁板一块。
资本主义
中国并没有沿着一条直线走向完全确立的资本主义关系。斯大林主义崩溃，以及1990年代初让前苏联经济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使中国官僚集团有所收手。1991年8月试图恢复权力、却连三天都没有坚持下来的“共产党”将军们的命运，很可能也产生了同样作用。
即便今天，中国庞大经济中仍存在非常大规模的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其比例也不断摇摆。国外资本主义媒体仍使用同CWI相同的措辞，把中国经济描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共产党”掌握着特朗普只能梦想拥有的控制杠杆。
《经济学人》在2019年5月感叹，任何美中贸易协议都不大可能促使“中国模式摆脱国家资本主义”，对生产者的巨额补贴仍会继续存在。
习近平是独裁者，也是一个极其富有的精英阶层的组成部分。然而，他仍以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语掩饰专制统治，同时残酷镇压反对派以及一切公民权利和工会权利。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关系陷入动荡、紧缩和超级剥削不断加深之际，自下而上的愤怒爆发可能在任何国家出现，并具有出人意料的规模。中国政权十分清楚，从过去吸取教训，能够使未来对其权力的挑战更加成功。这就是它全面审查所有媒体，并彻底禁止提及六月三日这一日期的原因。
CWI必须努力接触中国和整个亚洲越来越广泛的工人和青年阶层，建设取得真正、持久胜利以及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天安门广场1989：反革命镇压中国民主运动——工人和学生英勇抵抗
1989年6月3日至4日，邓小平和中国所谓“共产党”的其他年迈领导人下令二十万军队镇压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工人和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反对官僚统治，要求工人民主。北京中心地区至少一千人遇害，此后数周有四万人被捕。
以下转载当年《战斗报》（《社会主义者报》的前身）社论节选：
数千人已经被捕入狱，另有数千人躲藏起来。学生和工人领袖遭到围捕，其中包括自主工会组织的创始人。
当局设立了供告密者使用的电话热线。电视每天播放被锁链束缚、明显遭到殴打的囚犯游街示众，以制造恐惧和绝望的气氛。
邓小平、李鹏及其党羽以典型官僚作风，把反对者斥为“反革命”。然而，当坦克碾向天安门广场时，这些奇怪的“反革命”唱的却是《国际歌》！
强硬派正在复活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语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小平本人当年就曾被毛派斥为反革命并遭到清洗。
老派领导人声称，反对他们的运动是由“极少数政治流氓和坏人”策划的阴谋。
同“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领导层也指责这是美帝国主义的“黑手”，试图煽动排外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仇恨，以巩固自己的政权。然而，日复一日，所谓“一小撮流氓”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成数十万人的队伍。
如此强大的反对浪潮，只可能来自深刻的社会根源。
学生的勇敢行动点燃了运动，但运动吸引了广大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其动力来自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富裕精英与广大工农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经理和党内老板猖獗的腐败。
抗议表达了对官僚集团的深刻仇恨。6月4日的血腥镇压没有让所谓被从“反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人民举行任何庆祝；相反，屠杀在全中国引发群众抗议和冲突。
整整一个星期，十五座主要城市被大规模示威、道路和铁路封锁、广泛罢工以及同警察和军队的冲突所震动，主要工业中心几乎陷入瘫痪。
政权一步步收紧控制。不过，在全国最大工业中心上海——学生和工人运动曾在那里达到非凡规模——市长在实行镇压时一度非常谨慎，尽管随着运动退潮，他并未排除采取更严厉措施。
强硬派如今重新牢牢骑在人民头上。他们用钉着钢钉的靴子践踏群众运动，这是对一场曾撼动官僚集团腐朽核心的运动实施报复。
官僚集团从一开始就出现分裂。驻北京的第三十八军指挥官拒绝向学生和工人进军。两个星期里，邓小平、李鹏和老派领导人在闭门会议中为争夺国家机器和军队的关键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他们一度悬在半空，无法强制实行统治。
学生要求民主、结束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呼声，把数十万工人吸引到街头；就连部分官僚和所谓“共产党”党员也受到影响。军队最初前进时，人群筑起的街垒同士兵进行联欢，军队发生动摇，许多士兵脱下制服，一些人甚至交出武器。
如果学生和工人组织起工人、士兵、学生和农民委员会，提出推翻官僚集团、实行工人民主，就可能使军队从上到下发生分裂。
军队中决定性的部分本可以争取到工人一边。推翻官僚集团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都已存在，唯独缺少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然而，同所有革命形势一样，运动已经走到非此即彼的关头：要么推翻官僚集团，由工人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么遭到血腥反革命镇压，官僚集团以赤裸暴力重新确立统治。
由于没有决定性地争取军队，面对官僚统治受到挑战，大多数军事指挥官最终倒向强硬派。
强硬派正在加强对政权和社会的控制。安全机构负责人乔石似乎成为新领导层中的关键人物。
一度被誉为伟大改革家的邓小平已经抛弃改革及其改革派盟友；赵紫阳已经消失。赵紫阳和官僚集团改革派可能支持进一步经济自由化，并放松党和国家的政治控制。然而，他们的地位被改革政策造成的经济混乱致命削弱。
更多镇压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首次重新在电视露面时，身边站着将军们——他称军队为“国家的钢铁长城”，并感谢他们成功镇压“反革命”。
但正因为如此，将军们也更接近权力中心。军事官僚会要求参与国家管理，军内各派将卷入领导层未来必然再次爆发的新斗争。他们目前唯一的政策就是镇压、镇压，再镇压。
然而，尽管此前一段时期经济迅速增长，经济仍陷入危机。向外国企业开放、允许农村部分私人经营的改革，造成超过35%的通货膨胀、基本食品短缺和大规模失业。
虽然邓小平仍声称改革政策会继续，但实际上将出现一个重新集中的时期。为了控制通胀、降低失业，政权会重新集中并限制私人企业。
但这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在现代条件下，工业部门无法脱离世界市场上的技术和专业产品进口而独立发展；限制外国投资，也会破坏此前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工业中心的发展。
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迟早会带来另一次摇摆；随着新领导人上台，官僚集团还会重新转向相反方向。
屠杀亲历者
1989年6月3日至4日血腥屠杀前夕，亲历并参加了中国四月至六月事件、当时从澳大利亚到访的史蒂夫·乔利（Steve Jolly），受邀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由于此前已有多名工人活动家被捕，会议地点转移到天安门广场，史蒂夫最终面对五十万人发表讲话。
“我代表英国的工人和学生向中国运动表达团结，并谈到他们怎样激发了世界各地工人、学生和农民的想象力。
“我说：‘你们被称为反革命、亲资本主义。但是，任何自称共产主义、却逮捕工会领袖并反对民主权利的政府，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府。你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你们而不是这个政府，高举着革命旗帜。’”
史蒂夫后来讲述了邓小平政权发动反革命镇压的时刻：
“6月3日当天，三千名士兵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座建筑……
“工人和学生非常有信心，认为能够说服第二十七军不向他们进攻。但午夜时分，一切开始了。军队先施放催泪瓦斯，随后是挥舞电棍的士兵；再后来是步兵、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学生点燃了全城各处的街垒，同军队展开巷战。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武装自己，而且此前几次拒绝接收士兵主动交出的武器，他们最终承受了后果。”
引自《战斗报》，1989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