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市场》试图向美国资本家阶级解释中国的特殊性质，并劝说他们寻找一种同中国“富有成效地共处”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本读起来颇为奇怪的书：它试图“客观地”解释历史上和今天的毛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却没有真正把握历史进程，尤其没有理解其中发挥作用的阶级力量。不过，书中确实提供了许多有关当代中国的有趣资料，包括中国资产阶级不同部分的态度。
作者的出发点是，同西方资本主义早先的预期相反，习近平“使中国从数十年的西方式资本主义改革中回头，走上了一条国家大力干预的新道路”。他们并不认为私人资本已经不再发挥重要作用。相反，“尽管国家进行了大量监督，并且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实施过一些严厉整顿，但私营企业日益成为中国增长的引擎。根据近期统计，中国90%的企业——总计2500万家——为私人所有，由1500多万名企业家经营。这些企业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的国内生产总值、70%的创新和80%的城镇就业”。
然而，《毛泽东与市场》认为，中共仍然通过“国家投资”和大多数工作场所中的“党支部”对私营经济保持巨大控制，并“通过要求获得任命董事的表决权（例如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和中国版推特新浪微博）以及否决权（例如中国版优步滴滴）来实施经济控制”。作者还指出，近年来发生了大规模国有化：“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别有24家、41家和44家上市公司转为国有，涉及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
作者在分析中国政权为何在实践中被迫加强国家干预时，正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近期发生的危机，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危机，使中共领导层更加确信国有制的优越性”。此外，中国在2009年实施的“万亿美元刺激计划”限制了大衰退对中国的影响，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共和政府高层领导人对国家主导经济的信心”。
稳定的“混合体”？
《毛泽东与市场》把中国描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混合体”，并得出结论：“民主〔他们指的是资本主义民主〕不会来到中国；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深深浸透了威权社会主义。”马奎斯和乔认为，毛主义的某些特征使中共能够在转向“资本主义实践和经济”的同时继续掌权。他们强调过去斯大林主义俄国和中国的计划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例如，中国只有1200种商品的价格由中央制定，而在俄国的计划体制下，从1966年起有2500万种价格由日益僵化的中央官僚机构管理。在中国，计划的很大部分始终由省级官僚机构控制，后者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回旋余地。
作者也正确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共都像俄国苏维埃官僚集团一样，依靠中国民族主义来争取支持。但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解释——似乎也不理解——中共最初的权威从何而来：那就是伟大的1949年革命。这场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建立了计划经济。尽管这一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官僚化的，却仍然为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带来了重要成果，特别是“铁饭碗”（就业保障），以及由国有企业和农村公社提供的教育、医疗和福利。
不过，苏联最初是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后来由于孤立和贫困而退化；中国则不同，中国政权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工人民主为基础，而是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官僚政权。国家在捍卫计划经济的同时，自建立之初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未受到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监督。
马奎斯和乔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共和政府转向建立一种更加市场化的经济，并大力鼓励私营企业发展”。这些措施最初是在官僚集团对计划经济进行罪恶管理、造成经济危机后，为克服危机而摸索采取的。苏联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崩溃后，资本主义似乎在全球取得胜利，强大的中国国家机器进一步大规模引入资本主义关系，并着手“培育”一个中国资产阶级。
不过，中国领导人从俄国的崩溃中吸取教训，努力使这一过程始终处于国家指导之下。正如书中的例子所说明的，即使在今天，中国政权也不只是这个从历史角度看新近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或仆人。中国国家是毛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在培植和引导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同时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力方面，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
乔和马奎斯错误地认为，这一“混合体”是稳定的，因为“中国把共产主义政治治理和资本主义市场结合起来，传统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分法已经不适用”。他们可能有意夸大习近平政权的稳定性，因为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应当接受同它合作的必要性。但这种判断同样源于他们错误的、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的分析。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能够完全套用到今天的中国。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描述国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不可能对社会统治阶级保持“中立”或“独立”，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形成一个在不同社会阶级之间保持平衡的强大国家——即“波拿巴主义”国家。这种国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发挥自主作用。
中国国家培育了资产阶级，造成巨大的不平等。中国现有626名亿万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然而，创造了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仍然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统治！中共的辩护是：由于中国经济尚不发达，发展市场关系是未来某个未确定时刻迈向“更高阶段”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对政权非常重要。书中引用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共高层领导会议上的讲话：“苏联为什么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党就散了，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
然而，这种局面不可能永远持续。像马奎斯和乔那样设想中国资产阶级会无限期接受国家对他们施加的限制，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本书确实提到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作者引用一些未具名中国商人的抱怨：“国有资本占了股份，却不在乎盈亏。这相当于政府欠了我们的钱，然后又不能还给我们。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很难合作。”还有人说：“经常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争执和碰撞，因为〔国有资本的投放〕取决于国家制度。”
作者还谈到，“许多中国企业家致富后设法离开中国，有的是担心人身和财产安全，有的则犯下罪行、希望逃避惩罚”。他们总体估计，“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企业家致富后已经离开中国；报道显示，留在国内的人当中，几乎一半也在考虑离开”。
以原则为基础的稳定？
尽管如此，马奎斯和乔的总体论点是，中国的稳定将由“商业领袖”一生所接触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来保障。这意味着他们具有“深植内心的价值观和认知框架，影响其经济决策”，并且“中国的市场和政治更普遍地体现毛主义原则”。书中列举了许多中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从事“社会慈善”的例子。他们承认，“对政府强制的恐惧”可以部分解释阿里巴巴和腾讯承诺向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捐赠数十亿美元”等举动，但更强调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护栏”。
中共宣传，加上教育和成长环境，确实会影响许多中国资本家的世界观。马奎斯和乔估计，“所有企业家中有30%至35%”是中共党员。许多大资本家——所谓“太子党”——在字面意义上就是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但归根到底，中国资本家的物质阶级利益将决定他们的态度。俄国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崩溃时，无论接受过多少斯大林主义教育，都没有阻止那些掠夺者——如今被称为寡头——尽其所能盗取国家资源。大多数中国资本家之所以接受中共的限制，主要是因为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仍使他们觉得接受现存秩序有利可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正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冲突总是公开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推翻封建主义、随后建立并巩固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一系列革命。作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商人和行会曾长期在封建制度框架内活动，直到这一制度成为他们无法忍受的障碍，结果就是革命。
当然，今天的中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已经在全球和中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会世世代代接受中共国家的枷锁。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在资本主义黎明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曾经把贫苦群众吸引到身后，发挥过历史进步作用。
今天，这种进步作用已荡然无存，资本主义不再有能力推动人类前进。但监督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发展的中共国家，也无法提供出路。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是强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它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的关键任务，是发展自己的组织——进一步走向建立独立工会，建设真正的革命政党，以工人民主的纲领武装起来，捍卫所有受压迫群体的权利，并把这些斗争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联系起来。这需要为把大型私人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而斗争，同时实行民主的工人控制和管理，把国有部门纳入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终结统治精英和资本家的特权。换言之，就是实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从而在全世界争取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翻开新篇章。
对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恐惧，是约束中国上层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它不可能无限期阻止冲突爆发。最初，这些冲突可能以部分掩饰的形式出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新生资产阶级虽然可能借用前几代人的语言，却把这些语言用于不同目的：“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曾借用《旧约》的语言、激情和幻想，来进行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
可以肯定，未来中国现政权同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更加公开的分裂，不太可能简单表现为共产党在一边、亲西方资本家在另一边。更可能的是中共内部发生分裂——2022年中共拥有“略多于9500万名党员，占中国总人口6.6%”——而所有派别至少在初期都会声称自己代表中华民族甚至共产党的利益。
由于各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分裂很可能部分沿地区界线展开。尽管习近平领导下的政权有意识地推动内陆发展，2018年南部沿海地区仍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吸引了87.5%的外国直接投资，并实现每年7.5%的生产率增长。无论冲突最初以何种问题为基础、使用何种语言，中国未来危机的根源都将是阶级斗争。
中国经济增长使国家能够管理社会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它们之间保持平衡，并为维护自身权力而向不同方向出击。马奎斯和乔举了一个小例子：政权“镇压过于强硬的共产主义讨论，同镇压资本主义讨论一样毫不犹豫。例如，著名左翼网站乌有之乡因为鼓吹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而被暂停一个月”。但与此同时，“中共和政府也支持乌有之乡反西方的宣传，认为这是必要的”。
在某个阶段，为阻止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掀起革命浪潮，中共国家可能对资产阶级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冲突也可能由一部分资产阶级公开动员、反对中国政权限制他们不受约束地追逐利润而引发。他们可能试图围绕民主诉求，例如LGBTQ+权利，动员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权或其一部分可能被迫对资产阶级采取更强硬措施，以巩固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的基础。这样的危机或许始于上层，但必然引起下层群众的反抗，尽管其最初阶段的性质可能十分混乱。无论未来中国反抗运动采取何种形式，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基础上，长期稳定都不可能实现。
新的世界失序
《毛泽东与市场》列出的数据说明了中国长期增长的规模：1978年至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4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惊人地增长了六十倍”。这种增长建立在一系列特殊条件之上。关键之一是中国国家的独特作用，它使中国能够比其他表面相似的经济体发展得快得多。西方资本主义报刊发表过无数文章，声称印度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然而，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还略低于印度；到2019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是印度的五倍。在印度现存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它不可能走同样道路。国家在扶植工业、建设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加上人口教育水平，使中国处于同其他“半发达”经济体完全不同的层次。
另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特殊因素，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苏联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美帝国主义曾短暂以超级强国姿态支配世界。《毛泽东与市场》反复强调，当时的狂妄使美国统治阶级确信，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长期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装配厂。中国确实在整整一个时期里发挥了这种作用。全球资本家阶级通过压低工人阶级所占社会财富份额来恢复利润，而取得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十多亿极低工资劳动者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其中主要来自中国。
此后数十年，中国和美国一直相互紧密依存。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7%，美国则充当最后需求市场。2022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090亿美元。早期中国制造业主要负责组装西方产品。例如201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价值40亿美元的iPad；扣除美国的产品设计、软件和零售成本以及韩国生产的显示屏和存储芯片后，中国实际增加的价值只有1.5亿美元。
战略竞争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权决心从西方商品装配者转变为先进制造业经济。它采取的措施包括批准提高工资、扩大国内市场，特别是在外资集中的南部沿海省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汽车工人平均时薪只有59美分，不到美国汽车工人工资的3%；今天，美国汽车工人的工资约为中国同行的3.5倍。与此同时，习近平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是马奎斯和乔所提到的国有化和国家干预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力图发展从下一代信息技术到农业机械的十大重点领域。
这些进程远未完成，而美国资本主义决心确保它们永远不能完成。现阶段，中国国内市场仍然有限。2019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比2007年高两个百分点。同时，中国生产某些最先进技术的能力仍十分有限，例如仍依赖进口最先进的计算机芯片。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强大但正在衰落的经济体；对美帝国主义来说，阻止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中国崛起至关重要。马奎斯和乔呼吁美国资本家阶级不要走这条道路，同他们认为中国将保持稳定的前景一样，是乌托邦式幻想。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表明美帝国主义决意阻止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这并不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即将同中国“脱钩”，因为双方的经济整合程度极深。例如，美国进口的手机中超过80%至少部分在中国组装；超过95%的稀土材料或金属来自中国，或在中国加工。尽管如此，在这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大国之间——尤其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不可能像大衰退时期那样，在发展中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充当世界经济的支柱，而美国则充当最后贷款人。相反，帝国主义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稳定和冲突正在上升，并大大加深经济动荡和危机。
中国国内也是如此。由于国内市场仍然有限，中国继续高度依赖出口，因而受到全球关税和贸易壁垒增加以及其他地区经济放缓的严重打击。新冠封控结束后的经济反弹弱于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降低利率，试图刺激增长；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已经上升到20%以上。在不断加深的危机背景下，无论多么忠于“毛主义意识形态”，都无法阻止巨大的社会爆发。